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資本化進程雖然得到了快速推進，但從中央政府部門到地方基層官員，對資本化進程中不同階段的資本屬性和運作模式是缺少認知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員，被所謂政績意識和自身利益遮住了視線，成為外國資本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最大推手。各地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指向，幾乎無一例外的“重外輕內”，具有典型的“崇洋迷外”特征，不僅從骨子里不支持和看不起本土企業的發展，而且大多想著一切辦法討好外資，把城市內最有“錢途”的產業和最好的地塊，以最優惠的措施，甚至拱手相送給外資。這種“賣國”式的放縱，使外資在中國的擴張和財富掠奪達到了一個在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民財富增長遠滯后于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某些地方和某些行業的發展，完全是富了外商，犧牲了本地，賺取了GDP，傷害了本土經濟的長遠發展。

　　類似于沃爾瑪式的外資流通企業，經過十多年的精心“潛伏”，完全獲得了在中國戰略大布局的資源和力量，開始了從點到面的“飛躍”式的擴張。從“游擊戰”向正規戰轉化，而且具有“打過農村去，占領全中國”的全國性布局。可以說，再過三五年，中國將沒有一家流通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控制力可以與沃爾瑪相比，其對商流、物流、信息流的大融合和大運作，達到了國內企業“高山仰止”的高度。而沃爾瑪之所以在中國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它自己戰略式的產業培育能力和市場運作能力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地方政府官員對工業化過程中“資本作用”認識的荒唐無知，這些官員們充當了“引狼入室”的主力軍，也成了“把槍和子彈送給外資打自己人”的“禍首”。他們為了短期利益，打著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實際上，是在損害地方經濟的事。

　　不管怎樣，我們以一種充滿奴性的招商引資理念和對外資缺少基本資本戰略管制的外資政策，去放縱強大的外資戰略性進入和全面布局，本質上，就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思維，在爆發式的工業化初期財富積聚過程中，遭遇強大的現代資本主義阻擊，是我們對流通渠道價值、土地資源價值、消費市場價值以及產業培育價值缺少認知的惡果。如此下去，最可怕的是，支持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性產業、戰略性資源和戰略性機遇，對于國內民營資本來說，將會全面喪失。且不說，過去三十年我們沒有培育出日本式的三井、三菱式財團以及韓國式的三星、大宇，而且再過三十年，也未見得有這樣的民營企業財團得以出現。

　　實質上，這么多的外資企業，無非就是國外的民營企業、私人企業，為何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和有關部門，卻有如此嚴重的“外資崇拜”?是我們現在中國缺錢還是缺人才?難道招商引資，就真正引進了多少現代技術或管理?為什么外資在中國就成了“朋友”，而一些本土民企似乎就成了“敵人”?外資企業發展那么容易，而本土民企發展卻如此艱難?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外資在工業化初期對推動一個國家的經濟是正效應大于負效應，而在工業化后期，外資負效應大于正效應。這不是針對沃爾瑪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針對外資利用的一個總體認識和政策導向問題。

　　現在是全國反思中國的外資利用政策的時候了。一個工廠，可能幾十年就會關閉。但一個流通網絡和零售體系，卻可能是幾百年的生命。對于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尤其是具有戰略控制能力的外資進入，國家必須有嚴格的安全審查和危害分析。如果他們以一種“持久戰”式的方式，謀取長期戰略價值，以期達到對中國某些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就應該堅決阻擊。類似于鋼鐵行業、糧食生產流通、石油產業受外資玩得團團轉的悲劇，不能再持續上演了。同時，對于地方政府的各種招商引資政策，必須有一個總體的檢討安排。對于過去在發展工業時的外資政策，不能再片面地搬用到發展服務業上來。
　　（王先慶）